著名高僧及佛学教育家——竺霞法师

文章来源：缙云寺 更新时间：2023-03-29 08:46:21

竺霞法师，精通佛学教理，以执教、育人为己任，年已九旬，仍坚持办学不止，既是老教授、教育家，又是住持丛林、建设丛林的老方丈。法师身体力行，名符其实，是学生当之无愧的师长。

　　法师历任重庆罗汉寺方丈、重庆佛教协会副会长、会长、重庆佛学院院长、重庆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现任重庆佛教协会名誉会长、重庆罗汉寺退隐方丈，是佛教界的老前辈，德高望重，深受敬仰。

继承太虚遗志

　　执教办学志不移

　　竺霞法师不愧是太虚大师培养的学生，继承乃师遗志，执教办学，历时50年，教育之志不移，为弘法利生作贡献。

　　法师生于1911年，俗名徐玉亮，四川垫江人。1928年于四川梁平西禅寺礼福江法师出家。同年冬在梁平双桂堂受具足戒，并转入双桂堂佛教学校读书。1931年人重庆华严佛学院进修。1935年出川云游参学，客居上海。“七七事变”后，绕道香港经广东回川。1938年考人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简称汉藏教理院)。毕业后献身于佛教的教育事业，开始他的执教生涯。1941年应四川荣昌县僧众邀请，任荣昌佛教协会理事长，兼宝城佛学院教务主任。1945年回汉藏教理院任教。

　　汉藏教理院是太虚大师创办的一所佛教高等学府，师资、教学在近代中国佛教历史上都是第一流的。每一届的课程都安排有《俱舍论》。竺霞法师继历届之后，讲《俱舍论》。此论正本共30卷，《光记》100卷，86万多字。佛人灭900年，印度干部论师(先造小乘论500部，后造大乘论500部)世亲菩萨所造。论师聪慧过人，学通内外，博达古今，名振五天，声流四主。《光记》云：“斯论及文同钩镍，结引万端，义等连环，始终无绝，采六足之纲要，备尽无遗，显八蕴之妙门，如观掌内，虽述一切有义，时以经部正之。论师据理为宗，非存朋执，遂使九十六道，同习斯文，十八异部，俱欣秘典。自解开异见，部制群分，各谓连城，齐称照乘。唯此一论，卓乎迥秀，尤妙高之据宏海，等赫日之映众星。”故印度号称《俱舍》为“聪明论”、“辩才无碍”。由此可见，讲此论对培育僧才之重要。而竺霞法师善讲此论，足见博学至深，同时又是增进学僧高层次的学识见地的重要奉献。

　　1950年夏，汉藏教理院停办，法师回到故乡四川梁平县，在双桂堂任堂主兼知客，继续执教，为寺僧讲佛学。1980年任重庆罗汉寺方丈。在任重庆佛协会长后，又创办重庆佛学院，一人承担佛学院包括学僧在内的全部经费开支。1993年重庆佛学院迁华岩寺后，为了加强本寺的僧伽队伍建设，又筹集师资，举办教理传习所。教师中有当年汉藏教理院的学生，又有现在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毕业的学生，课程有<大乘起信论)、《大乘法苑义林·唯识章》、《唯识二十论》、《唯论三十论)、《八识规矩颂》、佛教史、《百丈清规)、宗教法规等。其主要内容构成一个较完整的佛学院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代职培训，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同时接纳在家信众听课。为了让社会在家信众也得到听闻佛学知识的机会，还举办周末佛学讲座，除寒暑假以外，每周星期六晚六时半由传习所的老师轮流讲课，广泛传播佛教文化，宣讲止恶扬善，阐扬做人的契理，揭示迷妄的罪恶，化度扶正被扭曲的心灵，以丰富充实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尽力，以办学的方式对社会作出贡献，抒发佛教徒的爱国热忱。

　　发扬农禅 苦尽甘来

　　“文革”时期党的宗教政策遭到破坏，寺庙受到冲击，僧众面临困境，没有经济来源，生计发生问题。当时，为了应急，重庆在南岸组建了一个“立新生产社”，把出家人都集中到那里，共计70余人，以络线为业，维持生活。竺霞法师从1956年来到罗汉寺，1970年被派去生产社当主任，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共渡难关。法师一方面领导大家努力生产，打开局面，解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大家因势利导，沟通思想，不拘形式地上传统教育课。讲农禅，自耕而食；讲茅棚生活，边劳作边修行；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佛家禅修；讲除迷断惑；讲依靠自立，苦其心志，令信根增长，成就道业等等。使大家安下心来，面对现实，承受劫难的磨炼。如此苦口婆心，诲人不倦，时间长达十年之久。这十年，由最初只有千多元本金，最后资金积累11万多，还另购了一台机器。整整十年，终熬到“文革”结束带领众僧走出低谷，苦出了头。这也是法师的一椿道业成就。

　　政策落实到位 丛林焕然一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国欢声雷动。拨乱反正，把颠倒了的重新颠倒过来，从城镇到乡村，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1980年，竺霞法师回到了罗汉寺任住持，肩负起协助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的重任。

　　中央对重庆罗汉寺非常重视，将该寺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国家还困难的情况下，国务院拨出40万元恢复罗汉堂(84年40万元是很可观的)。在市委和市府领导的大力支持帮助下，一场恢复和建设罗汉寺的战斗打响了。

　　当时先后回到罗汉寺的仅7个人，有钟洪鸣、彭忠明、海印、正融、陈明德等，成为顶梁之柱。大家齐心协力，吃苦耐劳，日夜奔忙，并千方百计加快和缩短工期。

　　当时生活条件很差，开始连搭个铺的地方都没有，僧人唯一能吃上的就是一碗米饭，别的都不敢奢望，经费都集中用于修建，大家也都很理解，毫无怨言。

　　经过周密策划、组织安排和艰苦努力，罗汉堂终于重新盖起来了，五百阿罗汉也重新塑起来了，被占用的殿宇、房屋也陆续收回。经过修补整理，罗汉寺的原貌全部得到了恢复，朝礼的信众也日渐增多。而更大的计划还在后面。竺霞法师继续紧张筹划修建法堂、藏经楼、禅堂、住宿楼等。继上述工程之后，又修建餐厅、弥勒阁。除国家拨的40万元外，15年中，总共筹集资金500多万元，完全用于恢复维修和新建三座大楼。所有这些都是竺霞法师住持罗汉寺苦心经营的建设成就，同时又是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所作的贡献。

　　经过因地制宜的建设之后，现在的罗汉寺，虽然不能与那些高大豪华建筑相比，但外观不土，有新气象，具有现代建筑特色。比起过去的罗汉寺有天壤之别，真是太庄严、太美观了，是重庆市市中心的一颗佛教明珠。

　　忍辱负重 求才若渴

　　大家都知道，竺霞法师在罗汉寺任方丈17年来，并不轻松，酸甜苦辣，日子过得很不平凡，有时甚至内外交困，举步维艰，有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再有是不正之风、歪门邪道，说得好听的，骂得难听的，造谣诬蔑的，无中生有的，恶意中伤的，等等。修持不到相当程度的人，是难以招架的。法师一心协助政府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对佛教忠心耿耿，意志坚定，忍辱负重，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恢复和修葺，并再建佛教名寺古刹，重兴重庆罗汉寺“十方丛林”的道风道貌，为国为教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法师特别关心佛教的未来，常把中国佛协提出的五项(组织、制度、思想、人才、道风)建设记挂在心上，重知识、重人才、重教育，没有门户之见。凡学有所成的，都请来讲学。现有三位老教师，就是专从外地请来的，还有两位闽南佛学院的中年教师，为办学储备了足够的师资。

　　法师为了佛教事业，不计个人得失，深感年已九旬，力不从心，竭力寻求外援。经再三邀请，得到大足宝顶山大果法师的鼎力相助，为其兼任首座。法师知人善任，最后连方丈职务也交给大果法师，从而把罗汉寺的“五项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平易近人 淡泊名利

　　两年前，笔者在成都文殊院客堂里，偶然听见几位僧众在谈论竺霞法师，说“竺霞法师每次来成都文珠院省佛协开会，休息的时间都要到处走走，见了谁都打招呼、说说话，和颜悦色，平易近人，一点大法师的架子都没有，谁都喜欢和他亲近。”后来，到了重庆罗汉寺，才发现要见竺霞法师太容易了。只要你到方丈室去，把他的寮房推开，直接进去就是了，没有尊卑之分，随便坐，随便说，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一点也不使人感到拘束。法师在信众的心目中，就像自己家里的长辈一样亲切。

　　法师淡泊名利，数十年如一日，一心以承继太虚大师热衷僧教育的遗志为平生之最大心愿，传教育人，毁誉讥谤均不放在心上。正如当年汉藏教理院的学生、现为重庆罗汉寺教理传习所教师的洪禅法师为其作的《像赞》所说的那样：

　　历尽沧桑，

　　岁月蹉跎，

　　蝇利蜗名都舍却，

　　出尘济世西来意，

　　农禅并重随风俗。

　　抚今朝，

　　萦往事，

　　浑如昨。

　　宁静自居甘澹泊，

　　重兴胜地起楼阁，

　　诲人不倦传三学。

      称讥毁誉寻常有，

　　华严性海最先入。

　　法堂上，

　　想太虚，

　　念无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