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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贤长老:汉藏教理院与太虚大师(3)

发布人:管理员 2020年07月10日本站首发

 

(五)那伽窟生活

那伽窟是汉藏教理院特为太虚大师修建的一座楼房,位于双柏精舍之后,依靠狮峰脚下,周围都是繁密茂盛的松林,阵阵的松风传送着清香。

所谓“那伽”原系梵语,汉译龙象。形容佛教阿罗汉的禅定工夫,像龙象一样具有大力。那伽窟,就是指习定所。

这座房子一楼一底,陈设简单朴素,每天仅由一名侍者给太虚大师送茶水饮食。太虚大师一贯淡泊,他题写的“淡宁明敏”四字,作为汉藏教理院的院训。他平时爱穿灰布僧衣,早上吃稀粥,两样咸菜,中午和晚上,同学生一样,两菜一汤。生活极其平凡。当时,一般大丛林方丈和尚的享乐派头,他是从来没有的。别人送给他的食品,他都留下招待客人,自己舍不得吃。

在这里,他除习静、看经、写作外,还抽出一定时间,与学生谈话,询问学生的志愿和所喜欢的功课。一次他派侍者叫我去,当我踏进他的书房,他望着我瘦弱的身体,首先问我:“你身体有病吧?”我回答说:“大师,我的身体一向就弱,没有病。”他说:“你年轻,应该重视健康,有病就医。”随即,他问我对佛教哪一宗研究有兴趣,我答:“对法相唯识有兴趣。”他就在书案上找了一本刚由芝峰法师翻译出的日本学者写的关于唯识学的著述,交给了我说:“你拿去看吧,这本书还没有出版,你看后有什么疑难,可以问我,发现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他的态度这样平易,语句亲切动人,我离开他时,他嘱咐我说:“你聪明,要努力深造。”

除找学生谈话外,太虚大师还经常接见外间来访者,在这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吕超、代传贤、于佑任、居正、孙科、孔祥熙、宋子文、张治中、刘峙等;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王礼锡、老舍、老向、赵清阁、谢冰莹、林语堂、田汉、翦伯赞、郭沫若等,都来此与太虚大师晤谈。外宾有缅甸访华团、英国和印度记者,他们除了观览缙云山风光外,也访问了太虚大师。那伽窟内,曾留下中外不计其数的名人的踪迹。

(六)“菩萨学处”的理想

太虚大师平生抱负,不愿作静守阿兰若(汉译:清净处,指寺庙)的比丘僧,只愿做内以整顿佛教,外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菩萨僧。他在满四十九岁的述怀诗中,最后一首是:“我今学修菩萨行,我今应证菩萨名;愿皆称我以菩萨,比丘不是佛未成。”在诗里,他要大家称他做菩萨,表示自己不是比丘,也未成佛。

一次,太虚大师对汉院师生讲话,讲题是《今菩萨行》,菩萨行冠上“今”字,说明做菩萨也要应时应机,赶上时代,做一个现代的菩萨。因此,学生们除尊称他为导师外,还尊称他为“今菩萨”,并以学“今菩萨”相勉。

1940年夏,太虚大师亲拟《菩萨学处》的讲稿,向全院师生讲述了他计划组织“菩萨学处”的理想。

这一“菩萨学处”既不同于原来的佛教寺院,也不同于一般佛教团体。其大概内容是:

(一)成员:有居士、沙弥、比丘、出家菩萨僧、在家菩萨僧(即居士,已受三皈五戒,进一步受了菩萨戒者)。

(二)无论出家、在家成员,既要重视研究佛学和行持,也要积极参加社会福利事业。

(三)其组织内容:

1.各级教理院,经过分阶段的学习。沙弥二年,比丘十年。僧人菩萨位须二十年以上。

2.佛教行政组织:有世界佛教会、中国佛教会、省佛教分会、县佛教支会。

3.社会事业分:医院、工厂、农场、文化服务站、各级学校等。各组织均要遴选有才有德而愿修学菩萨行的人担任。

4.经费:由一县、一专区、一省市的寺庙财产中提取分担,并向佛教信众自愿捐资者募集。以后逐步由本组织增加来源,自行解决。

5.用费:伙食、医疗等均由公费开支。

6.凡参加菩萨学处者,地位一律平等,享受平等,互相关照,苦乐与共,以修学六度四摄的菩萨行为主要精神。

这确实是太虚大师的“上弘佛道,下化众生”的理想。这一理想,现在看来,是不易实现的,但从中可以看到他改革佛教的精神。这一理想,他始终念念不忘,我于1943年曾在开县致书给他,请示如何建设佛教的根本问题,他的答复原文是:“惟贤慧鉴:阅来函,欣悉能与雪松法师在下川东兴建法幢,精进不已。所询余意能觅一山地,或一县官绅护法之处,集全县寺产整理之,循序渐进,以办余讲之菩萨学处。今各处暂作零星敷衍,故无大成效耳。勿忘自深造于学,并修养于德,以待机缘。”

在信里他指出两点:

1.建设佛教的根本问题,在创办他的“菩萨学处”,当时各处办的佛教学校、佛学社等,不过是零星敷衍,无大成效。

2.要我继续以德学为重,具备条件,等待机缘,这是他对于我以及所有门下学生的殷切希望。

(七)一段风趣的话

1943年~1944年,下川东一带普遍发生强拉僧人充当壮丁的事。我于1944年冬,为此回到重庆,向有关部门呼吁,并向太虚大师呈述此事,请求解决。在未见太虚大师前,国民党中宣部一位官员,要我向大师转达他的话,问:“你们佛教现状如此,僧尼为什么不能振作起来?”

我见太虚大师时,汇报了川东地方强拉僧人充当壮丁的情况,同时转达了这位官员的话。

太虚大师听了,先笑了笑,随即以严肃的语调说:“你若有机会,可以转告这位官员:‘一个强者骑在弱者的背上,弱者被压在地下,强者反问弱者: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弱者呻吟的回答说:你不下去,我怎么能爬得起来?’”说后,大师又笑了笑。

我听得出来,其实,从这短短的幽默话中,表现了太虚大师沉痛而愤慨的心情。

(八)其他回忆

我是1936年到1941年在该院第二届普通科和专修科读书的。离院以后,与雪松法师在开县大觉佛学院教书。1942年冬,圣芳同学来开县一起教书,听他说:“就在去年暑天,蒋介石派张治中在北温泉主办夏令营,命各大、中学派学员参加受训,汉院就派有十四名学生参加。”释圣芳是参加者之一。

学习期间,蒋介石还亲自检阅学生队伍,于队伍中发现有十四名头烧戒疤的青年和尚,蒋介石面孔上也微露笑容。这十四名学员于夏令营受训后,就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1943年暑期的夏令营,是由康泽在北碚主办的,该院同样派有学生参加。

为什么要派学生参加夏令营活动?太虚大师1943年秋,一次对学员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主办的教育,就一般来说,是最为开放的,如本院的规定上本是佛教的专门教育,然有种种的机会得名人专家来演讲,介绍你们参加夏令营等,其目的在使你们见闻宽广,四通八达,应变无碍,但要紧的仍在自己,在本院修学为本位和中心。你们参加了夏令营或其他社会行动,只能取其能适宜于现在专受之本位教育的以为实益。”

在这里,太虚大师已经指出:一方面是为了能使学生们见闻宽广,四通八达,应变无碍;另一方面是不能离开以佛学为本位和中心。拘泥于佛教成规,太虚大师认为是不开放的;但脱离佛教范围去搞社会活动,于佛教无益,太虚大师也是否定的。这代表了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

汉藏教理院于抗战胜利后,外省的法师和学员们都纷纷回原籍去了,但仍经常保持有师生职工约二百名左右。教师多由该院早期的毕业生担任,如与我同班的正果法师担任教务主任;西藏留学归来的释寂禅担任藏文教授;释竺霞、释开一等法师担任佛学教授等。

这时期(1943—1944年),汉藏教理院讲堂与图书馆又进行扩建,修成高大的楼房。图书室储存书籍比原来丰富,除佛教汉藏书籍外,有贝叶经典,有中外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书籍。

1947年3月17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病逝。临终前,曾以“菩萨学处”谆谆教示诸弟子,并以《人生佛教》一书赠给赵朴初居士,嘱托了毕生所寄的遗志。汉院师生闻讯震惊,举行追悼会追悼,并编辑出版了纪念专刊。在涵虚亭附近的松林中辟地修建了太虚塔(此塔文革时被破坏,现正重建)。

我是1949年暑天重返汉院探访师友的。这时,法尊法师已去成都,正值暑假,学员留院者很少,正果、开一等法师还在。我重登狮子峰,上太虚台(1939年为纪念太虚大师五十寿辰修建),又重游夕照峰附近的石华寺,引起对过去读书时的无限怀念。正果法师对我说:“全国快解放了,人心涣散,许多学生都不安心读书了。”

虽值酷暑,但山上凉风习习,松林郁郁葱葱,景色如故。这时,民盟秘书长梁漱溟,西南联大教授罗庸,名书法家谢无量,均在缙云寺避暑,他们看佛书和习静。当时,解放军已进入湖南,威震四川。谈到形势,梁漱溟曾说:“国民党的命运已经不久了,就在今年九、十月,重庆也要解放了。”后来果如其言。

解放以后,该院留住学员逐渐减少,纷纷离院参加学习和工作。1950年夏,剩余的学员全部参加了重庆暑假学园,这时,汉藏教理院就正式停办了。

(1981年6月初稿,1988年4月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