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缙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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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富法
聂云台 原著
王潮音 整理
《保富法》一书，个人于数年前曾经走马看花的读过一次，觉得挺有道理；但随后未再注意，直到最近，有缘再读本书，此时内心则感受到汹涌澎湃前所未有的冲激力量，因此，希望每个人都应该详细的阅读这本宝书，否则，为自己、为家人奋斗了一辈子，结果落得是‘为谁辛苦为谁忙’，白忙了一场，甚至发生灾祸，这岂不是太冤枉了吗？
而这本书是聂云台先生在一九四二、三年写的，但为方便读者阅读，其中的上、中两篇和附录二，虽是用白话写的，仍需重新整理；下篇、书后及附录一，则是文言写的，所以需加翻译。聂先生编写此书，可说是用心良苦；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编成这本震憾人心的好书，目的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财富’；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讲：‘富不过三代’；现在的人甭说是三代了，两代、一代都过不了，父子兄弟为钱反目成仇的新闻，不胜枚举；还不知有多少人在为钱身败名裂，或移送法办，实在是愚昧可怜啊！所以想要长久保住财富的朋友，希望您能认真的照著本书所说的方法去做，则必有惊人的效验。最后，诚恳的赠送大家几句话，那就是——
天妒英才尤忌财，为何钱财保不住；
聪明反彼聪明误，智者保富亦保福。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日王潮音写于台北
从某个角度探究人生的遭遇，往后望是无尽的苦难，向前看又是一片的茫茫，不论是蒙昧无知，或者是智虑过人，都是声声无奈！也许有短暂的梦里欢乐，仍只是苦多乐少，过眼云烟。只要稍有思想，总得要想想办法——趋吉避凶，这也是人类的本能。
然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谓‘命由我作，福自己求’，一切均凭自己的努力；不怨天、不尤人，都是自业自得啊！了解这种道理，不仅有助今生，而且还有益于无限的未来，不论是个人，或是群体，均蒙其利。
当前世人所追求者，莫非‘名利’，如果手段公平，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只知有自己个人的名利，常否定并伤害别人的正当名利；人人痛恨特权，却又不断地制造新特权，这就是全部世事纷乱的根源。道理极简单，但人们就是会健忘，需要举出更多血淋淋的事实，或许可以唤醒许多人的迷梦。在清代历史中，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中兴名将的阵营里，许多权倾朝野的人物，由于对财物的取舍，有宽有严，因此与后代子孙的昌达与否，有很大的相关；也就是权势愈大、聚敛愈多者，其子孙最衰败。这是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居士统计分析大批显要家世子孙的实际情况所得的结论。他在一九四二年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上海申报，激发了读者的爱心，数日之间，收到助学献金四十余万银元，成为一时佳话。
《保富法》是根据极多的实例，证明不义之财越多，对后代的不良影响越大，因果报应不爽。而《了凡四训》则是根据个人资料，说明命运好坏，取决于自己的努力。两书所讲人事物件虽不相同，但是劝人主宰自己前途的宗旨则一，且更能互相扩大证明因果理论。为了增进大家的重视，我特再列述若干事例理由，请读者多多参考。惟有深信因果，行善积德，才是改造命运的最好途径。
（一）不论古今中外，帝王的权力之大，世人咸知，但只要他‘荒淫无道’，那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末代皇帝的命运，连求活命的机会都不可得，实在可悲。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煤山之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真是自欺欺人，至死不悟啊！
（二）近代的著名人物为例：二次大战中的莫索里尼、希特勒、日本的东条等，他们权力极大，应该作很多有益人类的事，只因一念之差，不仅伤害了许多人，最后自己也落得身首异处。菲国前总统马可仕，聚敛财富若干亿万，权倾一时卧病异域时，境况凄凉，据报载其夫人当年的皮鞋即达数千双。而今四面楚歌，连律师费都付不起，需要公设律师免费协助。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崛起不过数年，下台后赃款被迫交出，现在流落在寺庙闭门思过，当年伙同贪污的权贵亲信，亦都纷纷下狱。
布希总统提名的国防部长，因过去记录不佳未获国会同意。美国众议院议长，亦因接受小贿被逼下台。日本自民党因股市丑闻发生政治风暴，多位阁员丢官，继任的宇野首相不到一月，因绯闻弄得焦头烂额。这些世界级的知名人物，也因为一念贪心，自导自演了最坏的命运。其报应之快，及身而至，不必等到二代、三代。
至于一般年龄较长人士，不妨就你周遭所知情况，仔细观察分析，你将发现易经所讲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乃是宇宙的真理，绝对的科学，不是浅薄之士所易了解的。因果之学，贯通三世，复杂万分，除了个人的果报之外，还有共同的业报，彼此交互影响，使整个人生形成一个业力网，需要同舟共济，绝难独善其身。
今天社会的不安，沉默多数同样是难辞其咎，绝对互有连带因果关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只须去翻翻佛学大辞典，定会惊奇佛法真是无边，佛学是最完善又最圆满。本书所涉及的因果，只不过极少数理论中的一项原则，即能如此简便的解释命运问题，如能多去涉猎，收获当会更多。
（三）台湾很多人真聪明，很会赚钱，将投资变成投机。例如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地下投资公司的兴起，害惨了多少聪明人，投资公司，能够支付投资人比银行多几倍的利息，谁都知道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奇怪的是不相信的人还是很多，对各方的警告也充耳不闻，一直等到美梦破碎，投资人还要责怪政府取缔非法，忘记了自己才该负责，真令人啼笑皆非啊！如果任由此类恶因恶果继续扩大，不仅投资人的命运不会好，全体国人的命运都会受到影响。倘若这些人都信因果，用他们的‘财’‘智’作更理性的工作，其结果必定是正面而惊人的。
人生何去何从？命运是有是无？如何趋吉避凶？如何掌握命运？本书已有充分与肯定的答案，既有云台先生搜集的集体范例，更有读者们自己周遭的见证。剩下来就看自己的行动了。世人无不愿自己与子孙有好运，希望五世其昌，那就请仔细的、静心的来读本书，并起而行吧。说食不饱，道理再好，并不能救人；要改命运，还是靠自己理智的行动，具有‘良知’与‘人性’的理智行动！
傅益永一九九五年八月于台北时年八十又二
抗战期间，余在上海租界地就读东吴大学，课余及周末，常面领舅父聂云台老居士教益。当时，上海社会崇尚华丽，奢侈成风。此《保富法》一书，乃舅父有感之作也。盖世人大都贪财，想尽办法权谋巧算以求富。而富者骄奢淫逸、悭贪自肥，却不知保富；贪财而不施舍，利己而不积德利人。殊不知天道亏盈而益谦；满招损，谦受益，过份的必受制裁，吃亏的必受补益。
近年来，台湾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繁荣，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已达七千七百四十美元。但相对而来的，却是贫富差距增大，生活奢侈淫靡，道德落后，治安恶化，绑票、勒索、盗窃、欺诈、杀人、劫财之案件，几乎无日无之。昔日为千万富翁，今日沦为狱中犯人者有之；昔日为商场名人，今日却因经济犯罪而四处逃避，甚或遭人谋害者亦有之。读《保富法》一书，即知此等人何其愚笨、短见、可怜！如因《保富法》之劝化，能觉悟出亏盈、益谦、因果报应之理，开启慧眼，放远见识，宽大心量，则此书不仅为保富法，亦为保福法矣！
一九九零年六月 卓贶来敬序于台北
云台先生所著之《保富法》，字字皆从肺腑中流出。日前，黄君警顽，将此稿采登《申报》；而阅者在数日间，捐入‘申报读者助学金’，有四十七万五千余元之钜款；可见此书劝化之力大矣。
昔太仓陆毅氏有言：‘造物忌才，尤忌财；两者兼而备之，而又非其定分之所固有，则立致奇祸。予尝目击之，而识其理之必然也。一巨公者，登第数年，遽开府，入为卿贰，才略经济，卓然有闻于时；令子继起，同列清华，尤为世俗艳羡。俄而，两孙夭，一子随之，巨公亦殁；半载之中，三代沦亡，斩焉绝后；独太夫人在堂，年九十余，如鸡窭老人，不复能言，滴泪而已。按公在朝时，岁遣人、走四方、索币赋，其词甚哀，有不忍道者。人以为不可却，多勉力以供，积而数之，殆不胜记；实亦无所祸福于人，不过借在山之势，故作乞怜之状，以主于必得，得之，而人莫怨，然后享之也安。此其为计甚巧，所谓才与财兼焉者；而不虞一朝弃之，不能挟纤毫从地下也。造物之鉴人也，为善者，欲其不令人知；为不善者，欲其令人知。为善不令人知，阴德是也，故食报必丰。今巨公之取财，使人不知其为恶，其事与种德者相反，而其意同出于阴，宜乎报之亦酷。虽苍苍者大难间，而举此，为巧于取财者之戒，亦一仕路前车也。’
设某巨公能用此书言之法，既积而复散之，必可化奇祸为钜福。然近年来发横财者甚伙，他日必为某巨公之续，可无疑也。如欲保全之，非先读此书不可！夙植厚者，一读而即信，又能实行；夙孽深者，虽读而不信，即耳提面命，亦不能从，或且背道而驰焉。
盖以今世之人，大抵不知幽明之理，以为人死无鬼，一切皆已断灭；故生时所作之事，苟一时有利于己，虽有害于人，不顾也；即人所受之害，其损失过于己之利益，重大至千万倍，亦不顾也；所以欲富己而贫人，贵己而贱人，寿己而夭人，一切杀盗淫妄等十恶大罪，无不放胆为之。而不知寿算尽时，生前一切怨鬼，皆来索命，死后同至阎王处审判；生前所得之便宜、所作之黑暗事业，皆须一一偿还，或入地狱，或入饿鬼、畜生道中；其所得之业报，与生前所作之十恶，其轻重大小，如五雀六燕之铢两称也。世人大抵不知因果报应轮回之苦，尚作阮瞻、林蕴辈之无鬼论，亦大可怜矣！余叙此书，而略述因果轮回之事，以劝世人。质诸云台先生，以为何如？
一九四三年四四儿童节无锡丁福保敬叙。时年七十。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面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著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著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著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化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著，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止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止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止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的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著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止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止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著，对方就要应我一著，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著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著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著，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著，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著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我家祖籍是江西，从九世祖起龙公才开始迁居湖南衡山。七世祖乐山公出生于清朝康熙十一年，也就是西元一六七二年。他的学问积得很深，文章做得很好；但却未参加考试，而是跟从祖父学医；并开了一家小药店；因为他的医术精良而且又乐善好施，所以医名大著。后来因为药店被偷，因此关店歇业，还抵押了住的房子还债，暂时迁居乡下。当时的地方官绅，因为乐山公行医救人，遭此不幸；于是就凑了钱协助他赎回原来居住的房子；另外再租一间房屋开药店。康熙四十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七零三年，衡山发生了大瘟疫，求医的人昼夜不断，因而救活了很多人；而乐山公对于穷人和受刑犯救济尤其的多。当时的县长葛公，以乐山公的盛德及博学多闻，特别聘请他到县府里担任幕僚。并且向乐山公说：‘你存心救人，我没法报答，就教你的儿子读书成名，作为对你济世救人的回馈吧！’乐山公接受了葛县长的建议，就送儿子先焘进入了雯峰与集贤两书院读书。后来先焘不久即考中了举人，又考中进士；乐山公当时已六十七岁，送儿子进京参加会试，经过一个名叫滠口的地方，（就是现在湖北省黄陂县西南四十里处）正好碰到严冬的时候发生了瘟疫，经公医治的病患，都能立即病愈。乐山公七十四岁的时候，又带领儿子进京等候任用，经由运河北上，当时的运粮船工有许多人得了传染病，经乐山公医治都能立刻痊愈。此事遍传于各粮船间，许多粮船的病患，纷纷于船旁呼叫，并用绳子将乐山公乘的船系住，使船无法前行，乐山公不忍见死不救，就嘱咐儿子先焘，改从陆路雇乘骡轿赶赴京城。自己留下继续治病救人。经过了几个月，等到传染病停止了，他才到达京城。（人若是能够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情去救人，实在是最难能可贵的了。）此时正好先焘已奉派担任陕西省镇安县的县长，乐山公于是陪同儿子上任。到达镇安县以后，指示山地民众，就地采药，以增加收入。次年，返回湖南衡山老家后，即寄信给儿子，教他爱民治世的方法和道理；信中情词恳切；被儿子的上司陕西巡抚陈文恭见到，大加称赞。即将这封信印发送给全省的官府参考，以资策勉。这封信以后被刊入‘皇朝经世文编’这本书中，为世人所传诵。
乐山公在衡山的时候，常到监狱里为犯人义诊，儿子富贵显赫的时候，乐山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仍然常到监狱探视病患义诊；县官见他年老，派人向乐山公辞谢，他回答说：‘救人是我最快乐的事情。’乐山公八十四岁的时候，儿子先焘因为继母逝世辞官回家，而又因为父亲年事已高，就决定不再复出做官。在某一天的深夜里，大雪纷飞，有一个病患的家属敲门求医外出赴诊，先焘就起身开门，并对来人说：‘我父亲年老，深夜不方便惊动，您可否明天早晨再来？’不料这时候乐山公已经听到声音披衣起床，就叫先焘入内室，并且对他说：‘这应该是生产急诊，怎么可以延迟医治呢？’于是就穿上木屐随同来人前往赴诊。这种舍己救人的情操，如此的真切著实令人钦佩。所以老天有眼，明察秋毫，报施给乐山公的果报也特别的丰厚。因此乐山公九十三岁的时候，孙子肇奎，获得乾隆壬子年乡试的第二名。曾孙有七人，镐敏、铁敏两人都是翰林，并膺任主考学政的官职；鏸敏、钰敏两人都是举人，做过县官。镜敏在拔贡考试通过后，派在军机处任职，而镇敏担任京官，？敏则选上孝廉方正，当时人们尊称他们为‘衡山七子’。
先高祖母康太夫人七十寿辰的时候，当时的名士阮文达曾送有一付贺联称：‘南岳钟宁，南陔衍庆；七旬介寿，七子成名。’贺联的词意贴切，实在是人间佳话啊！
我的祖父亦峰公，是乐山公的玄孙，考中咸丰癸丑年的翰林后，历任广东石城新会的知县，高州府的知府及奏奖道员。而且居官廉洁，尽心民事，造福地方，对于当时所发生的械斗巨案，宽厚的处理，保全了很多生命，积德甚厚。民间还特别建立了生祠来纪念他，可见其受人尊敬的程度。
我私下常想孟子所说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句话的涵义。乐山公的子、孙、曾、玄四代都发了科第做官，到了第五代的亦峰公，也仍然能够积极的行善积德，发扬祖先的遗德；而到了我的父亲中丞公，则更为的贵显。本人则忝为第七代，仍然承受著乐山公的余荫遗泽；所以说乐山公的厚德，泽被子孙，实在是已经超过孟子所说的五代了。探讨其原因，乐山公的医术高明能救活病人，已经是不容易了；而医术精又能够轻财仗义，诚心济人，则更是难上加难了。我们所见到各地的许多名医，靠行医而积了不少财，甚至千万、亿万财富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却是很少，就算偶然有例外，也必然是医术情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我真希望能够多遇到几位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师应世，才是社会之福啊！近来生活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人多无力就医服药，这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的最好时机了！所以特别在此敬述乐山公行医济人的旧事，希望能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们，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
现在我还要再作一些分析与补充。乐山公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但是药店被窃，便得要抵押房屋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不佳。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儿子作县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是穿著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知道，乐山公到了老年仍然是那么清贫啊！（我们今天仍能见到像他这种大善人吗？）四书《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若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则不会发财了。然而乐山公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却竟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推崇，可说是德誉盛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了。实在是不容易啊！（乐山公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盛，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话了。而乐山公和他的儿子都很清贫，孙子肇奎，也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作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然而也是很清贫。不仅如此，曾听到先辈们说，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由京城传到家中，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抱著第七个儿子喂奶，就立刻亲自下厨房、做饭款待报捷的人，由此可知家中清寒的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担任京官，死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祖父亦峰公，从小就孤苦而贫穷，在山斋里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吃。四十二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在广东省担任县长的职务十多年，为官廉洁自持，又常常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育婴堂、种牛痘、修路、造桥、购义地、埋露棺等；因此死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资来供给家用。
我的母亲为曾文正公的么女（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儿娶媳妇，花费限用在二百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后的数年，有奁金三千，也移拨出来，供作家用及代赔垫祖母被某钱号倒掉的款子，以致于个人的积蓄都空了。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时，祖母只能给路费银钱六百两，此外则是一无所有了。我母亲中年时，每次谈到当时艰苦的情况，常常是泪随声下；自己身为王侯将相之女，嫁给了数代都是仕宦的大家庭，生活尚且如此的艰难困窘；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啊！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琐屑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涵意呀！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是：虽然是数代的清贫，而却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啊！与那些多留财产以害子孙，助长子孙的骄奢淫逸，使得子孙陷于堕落的，两者相互比较，实在是有天壤之别呀！曾文正公曾给自己所居住的房子一个称呼叫做‘求阙斋’；并且还写了篇文章记述；他的用意即是在持满戒溢，要居安思危啊！因为这个世间，并无十全十美的事物，‘丰于此者，必缺于彼。’所以若想得到精神上圆满，最好先在物质上要常有些欠缺。所谓精神上圆满的意思，是指父母都健在，家庭和睦，子孙贤达有智慧，并享有天伦之乐，道义之乐等。物质者，是指衣服饮食、车马宫室，乃至官阶财富，一切的享用等。曾文正公常用这个道理来教家人，说家计不宜宽裕，这个与常人的见解恰恰是相反的。文正公又常说：古人有‘花未全开月未圆’的话，这乃是智者的境界；因为花全开了，则表示快将凋谢了；月已圆时，转瞬间，即要缺了呀！所谓‘盛极必衰，乐极生悲’，这岂是古人喜欢说这些众人听起来不悦耳的话，实在是这些话都是真理啊！而且自古到今，从社会现象中去观察，这句话没有错啊！而且是历历不爽啊！
俗话也说：‘世无三代富’，又说：‘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有智慧的人，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处事的时候，就会先考虑到：凡事不要求太过圆满，也不要使得太盛，过了头；对于财物聚散，也有周全良好的计划；而对于自己的生活，遵守著持盈保泰的因果法则；个人的享受不可丰厚；而且时时都要想到街头上那些流离失所三餐不继的穷人啊！常想到各处的善堂，掩埋露天的尸体，为数是那么的多啊！我应当节省自己的享受，去救死恤孤才对啊。因为一念仁慈的心，即能使天地间产生了一种祥和之气；如果付诸行动，则这种详和之气，就会常常环集在我的四周，而且能使家庭子孙都受到福荫。这些道理，只要用心研究古今以来的事实，就可了解此话不虚了！
反过来说，如果只知道贪图自己个人的享乐，而不顾别人的生死苦痛；使用诈术权谋来巧取豪夺，百计钻营；这种人积的钱可以很多，权势也可能很大，谄媚他、恭维他的人也多的不得了；一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显赫；然而天道的盈虚消长，有它一定不变的道理呀！三、五十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时间不断地向前推移，景物也不断地变化迁移！原本是陋巷寒微，忽然地崛起，成了暴发户；然而好景不常，豪华的门地，却在瞥尔短暂的瞬间、凋零没落了！因为这世间并没有一个坚固不坏的东西，也没有一个能永久可靠的事业；凡是用巧取豪夺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地位，一定是更为快速的悖出败落啊！惟有孝悌忠厚的家庭，修德积善的后代，才能够确实地保有家业，并且是可大可久啊！这些事证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而且环顾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人事，到处都是呀！所以只要头脑冷静有智慧的人，自然就看得出来了。
近来社会的奢侈风气非常的盛，这种奢靡之风，对政治会有极为不良的影响。关于这种道理，明朝的大学问家顾亭林先生早已见到，并曾作有专文、引证许多历史事实，现在谨抄录这些事实如后，提供给研究政治的人参考。
国家社会的风气若是奢靡，为政的人，应以崇尚俭朴来转移风气。礼记上说：‘君子的行为，即是宰相推行治世的标准。’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的行事，也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顾亭林先生更明白的指出说：‘天下安危，匹夫之贱，与有责任。’也就是这个意思。
东汉时，汝南郡的许劭，担任郡里的地方官；而与他同郡的袁绍，他的车马随从非常的多；但是每当袁绍走到郡的边界时，都把随行的人马屏去，自己单单驾著一辆车回家，并且说：‘我的随从车驾，岂可让许劭先生看到！’（袁绍为一代的英雄豪杰，曾经举兵讨伐当时奸雄曹操，然而却对一郡的小官许劭，竟是如此的敬畏。）
晋朝的蔡充，为人好学且有名声，当时的高平人刘整，车驾衣著都是非常的奢侈华丽；但是刘整曾经对人说：‘我虽然有喜好穿著华丽衣著的坏习惯，可是每当我碰到与蔡充见面同座以后，那天我的心整天就不免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实在是庸俗不堪啊！’
北齐人李德林，父亲去世了，就徒步带著父亲的棺木灵柩，返归博陵老家安葬，葬礼也很简单；他的明友崔谌前往吊祭，随从的人马有数十人之多，崔谌为了尊敬李德林的俭朴精神，沿途不断的减少随从的人数。到了李家门前，只剩了五名随从，并且说：‘我不能让我的朋友李兄，误会我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人。’
李僧伽隐居在山中的时候；当时朝廷下令征召他出来做官，李僧伽推辞不愿前往就任。尚书袁叔德前往拜访李僧伽，也是沿途减少随行的仆从，并且说：‘拜访像李先生这样高明淡泊的贤士，会令我有羞于见到自己所拥有华丽的车驾与官服呀！’所以君子高贵的行事，若是担任地方上的官职，则可以化导一方；若是在朝廷任官，则可以教化天下了。
唐朝的大历年间，皇帝下诏发布杨绾为宰相，杨绾为官一向廉明方正，而且生活非常的俭朴；当时的御史中丞崔宽，非常的富有，财产很多，崔宽家中花园里的楼台亭榭不但多而且美，当时可称为天下第一了。但是当他听到杨绾当上了宰相的消息，当天立刻就默默地自行撤毁了花园中的楼台亭阁。而郭子仪听到杨绾就任宰相的消息，也将自己家里的乐伎，裁减了五分之四。须知郭子仪军功甚大，曾经立下了收复两个京师的大功劳，并封为汾阳王，威势权力可称震惊当世，然而对一个崇尚廉洁俭朴的宰相，却是如此的敬畏呀！可惜今天再也看不到杨绾，也没有崔宽与郭子仪这类的人物了。
李师古这个人拥兵自重而且相当的跋扈，常常抗拒朝廷的命令；但却对宰相黄裳，有所畏惧，李师古曾经命令自己一个干练的亲信，带著数千两黄金，赴黄家送礼想攀些交情；这位亲信到达黄家门前，正巧碰见一个轿子自宰相府里面出来，轿旁却只有两个婢女徒步随行，而且衣著甚是简陋，并称轿内坐的是宰相夫人。这位亲信非常的机警，当下就明白宰相清廉俭朴的作风，不敢冒然地进入宰相府送礼；就带回礼金，急急归去；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的报告李师古。李师古因此更加地敬畏黄裳，并且改变了自己原有的叛意，终身服从朝廷的命令，再也不敢有所违背了。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可以知道，由道德学问俱佳的人担任地方官吏，可以使地方获福；而中央的官吏清廉正直，则会使全国都得到利益。所以崇尚清廉俭朴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实在是非常的密切啊！古人说：‘惟俭可以养廉。’而它的相反，是奢侈则不能不贪污，贪污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社会、天下大乱。《大学》上也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是经济学的定律，也像数学上的公式，是不能改变的呀！今天的社会风气糜烂，竞相崇洋，揣摩学习欧美的不良风气，衣履服饰、饮食享用，无不是穷奢极侈，动辄千金，风气影响所及，政治那有不乱的道理呢？（若是论到政治上的正本清源，就好比是瘟疫，细菌毒素就是从这些地方发出来的呀！为政者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个人以为我国本为崇尚俭朴的民族，善良的古风，亟应保存，部份邪恶的欧美文明，则应是选择取舍，不可照单全收。可能有人会说我开倒车，但是遇到道路不能通行时，前进即有危险，这时只能速开倒车，以保住性命，这又有何不可呢？希望当世的贤达，不吝指教。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聂云台
按：以上乃是一九四七年前后上海的情形，请看一九九五年现在的台湾实况，我们作了多少改进呢？我们应该怎样呢？请读者指教！
财富之来，不觉地而来；财富之去，也不觉得而去。虽然是用尽了计谋，也实在是白费心机呀！这个道理、其中的因果相当地复杂，也不容易了解。倘若谁能透切的了解，他必定是具有大智慧的人了。
一切的善事，重点在于发心，而金额的多少，还在其次。若是发心真切而力量不及，虽然钱少而功德却是极大；若是缺乏真实的慈愍心，钱虽多而功德却是很小。子女的智慧愚蠢贤良或是不肖，教育的影响也实在是有限的！儿女体格的强弱、寿命的短长，就是医药卫生，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啊！必须要自己多培养慈悲心，常以利人济物为做人处世的目标。如此则子孙可享幸福。可保十分的圆满。希望读者能理解并接受这项理论与观念，为子女多培福啊！
子孙的学问事业，也全是受到父母积德修福的影响；若祖上是刻薄成家，则子孙学业即使是侥幸有成，终究也不会发达长远的。
希望自己的子孙发达，这是人人同此心理；然而结果却是多数适得其反；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不明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道理啊！
想要知道培养慈悲心的方法，则首先要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而‘德育古鉴’这本书必须常置在案头，经常的翻阅，可保善心，而免淡忘。（按：了凡四训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参考的书籍。）
这篇文章是聂云台先生昔日的旧作，曾经刊载于一九四六年八月第一百四十一期的（读书通讯）半月刊上。可以说是字字警惕，言言金玉；不仅是对‘当前’上海的淫靡之风，痛下针砭而已。所以亟应予以刊载，希望能使现代的人，有所觉悟呀！
近年来，各国的犯罪学专家，从各国的犯罪统计资料中，发现荷兰这个国家的刑事犯最少。报告上说：该国的惟一特点，是在于注重礼教，男女界限非常的严格，例如在海牙附近的宝石城，规定公共场所，男女是不准在六英尺以内并坐的；而该城的监狱，则是长年空虚，没有一个犯人。又犯罪学家说：凡是犯罪，皆是由于犯人意志力的薄弱，也就是心理不健全。以荷国的事实证明，性欲的节制，即能使得人民的脑力多清明健全，而不犯罪。所以我国的礼教，特别严格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有别’，实在是有它科学上的根据。
美国近三十年来，犯罪人数的激增，十年前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而美国男女之间的放纵，实在最为显著，尤其是以跳舞最为普遍。近年来，美国报纸屡屡刊载说：美国某某大学，检查身体时，发现过半数的女生已非处女的消息。根据美国犯罪报告说：在一九三九年一年之间，犯风化罪者，陡然增加了百分之七。在过去六年间，强奸案陡增了百分之五十。联邦侦缉局局长胡佛曾经宣言说：‘青年道德的堕落，犯罪的增加，实在是由于色情刊物的充斥，所造成的结果。’监狱官洛尔士君说：‘我所接触的许多案件，都是受了色情刊物的影响。’美国联邦监狱处主任倍次则宣称说：‘犯罪案件如此的激增，都是由于报纸多刊载风化案，以及电影与色情刊物的影响。’胡佛局长又说：‘美国现在正努力铲除此类的导淫刊物。’可惜他还不知道跳舞之害，更甚于色情刊物啊！
综合上述的观点来看，色情刊物与跳舞的发达，竟能使社会堕落至如此地步。因为性欲为动物同有之天性，动物则有自然时期的节制，而人类则有思想。然而人类因耳目的接触，感情会随之冲动；所以惟有严定礼法，避免接触的机会，始能减少人们情欲的冲动。老子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换句话说，见到了可欲，则使心容易乱。欧美人提倡男女解放，社交公开，男女同校，袒露服装；人之大欲，莫过于此。所以我国的新文化家，主张全盘的接受西方文化，反而痛诋我国固有优良传统为吃人的旧礼教，想要全部都打倒。这种性欲解放的主要目的，在使女子易于供男子玩乐蹂躏，以快其意而逞其欲。遂使多数女子，遭受男子的诱陷，等到已经陷落，就草率的委曲成婚。所以离婚的案件，全世界都在激增，而且以美国为最多。一九二五年，美国的离婚案，为二十万件。我在十数年前，曾经写文章讨论过此事。从上述美国女学生堕落的情形来观察，则知离婚案之多，原因在于当初结婚是由于肉体感情的冲动，无理智的选择啊！从优生学的观点而言，这些纯粹是由性欲结合的父母，他们所诞生的子女，必定会缺少健全的意志力，更缺乏深沉的理智和头脑。一国之中，若是多有此等的父母，也就是会多有意志薄弱、理智短缺的人民。美国所以犯罪特别多，荷兰所以犯罪特别少，这就是事实的证明。
关于风化罪，多数是由于色情刊物之引诱，及跳舞所发生的感情冲动。这些是由于犯人临时丧失了他的意志抉择力，不完全是犯人先天上的缺失。至于普通的刑事犯罪，例如欺诈、斗殴、抢劫、强盗、谋杀等，则是由于犯人先天上意志力的薄弱，缺乏理智和脑力所致。例如荷兰男女的界限很严格，则一切的刑事犯罪极少；而礼防最严的宝石城，则监狱终年无人。此则完全是因为先天上禀赋的脑力清明，思想纯洁所致；人民既然都有充分的谋生技能，自然就不肯做卑劣的犯罪行为了。先天上的遗传既是这样的优良，社会风化的维护又是如此的严格，所以能得到这样良好的结果。
反观犯罪特别多的国家，其损害之大，实在是不可胜言。美国于一九二五年一年之间，因为杀人罪而损失的人命，共计一万二千人；每年因犯罪所蒙受的损害，约达一百万万美金。然而更值得忧虑的是，青少年犯罪日见增加：一九二五年，纽约州裁判所中所关的囚犯，十六岁至廿五岁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地方裁判所中，则同样年龄层的青少年，占了百分之六十一。这些少年，都是属于充满希望的国民，然而却已是身系囹圄，实在是令人悲哀啊！（此段系录自拙撰的《美国犯罪的增加，司法的黑暗》一文中，是录自《法律周刊》，一九二七年所作的；近年犯罪数目大有增加，但手边无书可查。）我在一九二零年，曾前往纽约疯人院参观，院中办事的人告诉我说：‘神经病近年来逐渐的增加，本院原来只有一所，可以容纳七千人，近年则增加为两所，可容纳一万五千人。’又说：‘院中的精神病患，十分之九是由于花柳病毒进入大脑所引起的。’纽约这一个地方疯人已有如此之多，则全美国所损失的宝贵青年，数目一定是更为庞大了。这是刑犯以外的损失啊！
疯人以外，则染上花柳病病发的人，也是不在少数。我到德国游历的时候，当时的代办公使张君曾告诉我说：‘政府所派留德的陆军学生中，归国以后能为国服务的很少，多数都是死于花柳病毒了’。我说：‘听说德国注射的六零六，能治梅毒。怎么会治不好呢？’张君说：‘六零六确实能够治愈梅毒，然而六零六的药力非常猛烈，梅毒虽治好，而心脏却受到了损害，所以多数是死于心脏病。’我有几个亲戚，其中一人是在法国染上花柳毒病死了，另一人在美国因为梅毒导致发疯，进了疯人院，也是终身不愈。我一个人所碰到染上花柳病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人，那么这类人的总数之多，就可以想见了，这又是一项重大的损失啊！
然而当前的损失，还属有限。而从此种退化人种所产出的后一代的国民，其道德理智的薄弱，工作效能的低下，实在是难以避免了。这对民族的损失，尤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事实，而不是理想。法国为性欲放纵著称的民族，我游巴黎时，看见巴黎各处公园的出入口，都有人拿著春宫照片在求售，而警察也不加干涉。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则未见到。三十年来，法国人口的生产率日见减少，实在是因为性欲的放纵，才有如此钜大的影响啊！
从美国的现状来讨论，美国男女放纵的情形，大概已经超过法国，其前途也足以令人忧虑。不可以因为暂时物质的繁荣，而忽视了他潜伏已深的病根。我之所以写此文，并不是有空为美国担忧，实在是为我国崇拜美国的青年担忧啊！今日的上海，实在已经成为巴黎、纽约的雏型了。淫秽的刊物、导淫的机关、跳舞的场所、风化罪案、刑事案的激增、监狱的客满，没有一样不是快要成为世界第一位了。凡是法国与美国堕落的因素，我们都全部具足了，那么它悲惨的结果，怎么能够幸免呢？上海今天有跳舞场一百多处，假定平均每处有两百人，则每晚共有两万人，而这些人即将成为上面所说美国各项事实的候补员了。所谓当局者迷，这些迷于其中的人，只有顾著眼前的娱乐，哪里会知道这一个纵乐的念头，已经和监狱、疯人院、花柳科医院、殡仪馆，发生了因缘。而我所叙述的在美国、法国因为花柳病而致疯致死的几位亲友，都是为求学而去的；如此悲惨的结局，这岂是当初所能料到的啊！而其中一位，在前往巴黎的时候，我曾经痛切的先告诫他，并且还危言耸听的告诉他重话，他也深知，然而却终究不能够免于花柳病毒而死。那时他年已三十，也不年轻了；而且他中外学术的造诣都很好，不能说是没知识；然而环境的诱惑，真是不容易把持的住呀！所以我们中国的道德，特别重视礼防，男女有别，就是为了预防避免彼此动心啊！这是从事实际经验中所得到的教训呀！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荷兰的事实来看，则使无讼，的确是有可能了。孔子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欧美政治，只知道有政治和刑罚，而不知道有道德和礼教，所以它的结果是那样的混乱。而荷兰能够重视礼教，所以它的社会秩序会有如此良好的结果。然则负有言论指导社会责任的人，可以觉悟矣。或许有人说：‘礼教重，则令人太拘束了，青年人宜有娱乐，使他精神活泼，则学问与治事才有精神。’我则回答他说：‘科学上研究所得的结论。刚好与此相反。’
美国发明科学管理方法的泰勒先生，研究了三十多家大工厂公司的职工效率，撰写报告说：‘各工厂、公司的效能，星期一都是最低。详细考察它的原因，得知职工都是因为星期日跳舞纵乐的原故呀！直到星期二的上午，还不能恢复他生产的效能。’足见美国跳舞风气习惯之普遍。工厂的职员工人既然如此，而学校、商店、公务人员也不能例外。综合来说，则为全国效能减低，损失之大，可想而知。由此可知，这类娱乐不但不能使得精神活泼，反而会使精力减退。然而我们人类的身心效能，确实是有增进的方法。大多是在生理方面，必须要加以锻炼；而心理方面，则须加以存养。
曾文正公尝说：‘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而愈明。’又说：‘主敬则身强，习劳则神钦。’主敬就是振作精神，一切都不敢懈怠。曾文正公在军中的时候，黎明时就和幕僚们共用早餐，到夜间二鼓以后才就寝；重要的公文，无一不是亲笔写的，政事、军事，虽然极为冗繁，自己读书仍然是有常课。晋朝的陶侃早晨搬运一百片瓦到房子外面，黄昏则又搬回屋内，他说：‘我正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事，若是平时生活太过优闲，到时候恐怕不能胜任大事，所以自己必须要求自己吃苦耐劳呀！’汉朝的大学问家董仲舒放下窗帷读书，三年之中，眼睛从不向花园里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发奋自强。自古以来的名人，他们的学问、事业能够有所成就，都是从勤苦奋斗中而来的，哪里会以娱乐为培养精神的方法呢？因为人的意志力必须经由砥砺磨练才会更加的坚强，若是认为娱乐为不可缺少的，那么他的意志力已经先薄弱了；何况娱乐是属于低级情感的，则心思的放纵，将更不可收拾。工厂的职员工人，尚且因此而大大的减少了工作效能，更何况是担当大事的人呢？以上所说的是生理上的锻炼。
诸葛武侯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是说欲望少；一切欲望，都能使人心志昏昧，而低级的欲望就更为严重了。宁静是指心思的安定；若是心系于情欲，就没有宁静可能；所以要保存青年人聪明敏锐的脑力、活泼的精神，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的事。孟子说：‘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句话是指清明的心志是否存在。简单的说，一个人的嗜欲深则天机浅，物欲少则心智明。以上是属于心理的存养。
这两项要点，是中外古今一切圣贤哲人修养的原则，是不能够违反的，也没有例外。以上所举的人证、事证，都是有根据的，并不是空泛的理论啊！
而所谓的科学眼光，是说以冷静的头脑，来观察客观的事实。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地观察，也是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大多，失却了他们冷静的头脑的原故呀！如果主观的态度既强，则科学的眼光就会完全消失了，那么他必然会倒过来骂我是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就不足为奇啦！
注：保富法的下篇及书后、附录二、等文章，聂云台先生系用文言写的；为方便读者阅读，妙音居士加以重新整理，并感谢傅爷爷及林教授的协助，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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